四川古蔺纳盘小学，学生自主管理书屋。北京桂馨基金会供图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今日发布的2014年全国国民阅读报告显示，中国9至18岁未成年人的课外书阅读率和阅读量有所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乡村儿童阅读存在突出问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留守儿童和随父母进城务工的打工子弟对读书的渴望非常高，但由于经济条件、图书室关闭及难以读到适合的图书等原因，他们很难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图书。

“买不起”的课外书

有一次过生日，爸爸带海珠去书店想买一本书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她，但在看到书的价格后，海珠还是将书放了回去，“那本书很贵的，爸妈赚钱已经很辛苦了，不能再花钱了。”

一本用螺钉固定的书和它的主人渴望读书的模样不时出现在屈明颖的记忆中。

屈明颖是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研究所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助理，也是国民阅读报告调研团队的一员。

小男孩叫小辉，家在东北的一个贫困村。

在小辉家的床头一本包着书皮的书引起了去调研的屈明颖的注意。

打开书，屈明颖发现，书已经被翻烂了，本已脱落的内页，被三颗螺钉固定着。

小辉告诉她，这是同学给他的书，也是他唯一的一本课外书，每天都会翻看，不记得看过多少遍了，书页基本上全都掉下来，为了不让书散架，他就用螺钉把掉了的书页重新固定，包上了书皮。

小辉的爸爸说，“孩子经常羡慕其他同学的故事书，但家里条件太差，能保证吃饱穿暖有学上就不错了，不可能再买课外书。”

在屈明颖和同事走访过的贫困地区中，类似小辉的情况比较普遍，他们往往因为家庭贫困、父母不重视等原因，很难拥有属于自己的课外书。

即使在北京，也仍有学生读不到课外书。

最近每天的午休时间，找同学借阅一本名为《爱的教育》的课外书，成了小学四年级的范海珠必做的事。

这是全班唯一的课外书，书皮和书页已经被翻得皱皱巴巴，有些书页破损严重，被贴上透明胶条后，继续在同学们之间传阅。

《爱的教育》本是班主任给自己孩子买的书，看到班里没有一本课外书，老师捐给了班里。为了读到书，海珠有一段时间没午休过，如果没有轮到自己读，她就在午休或课间跟同学借来先读。

海珠所在的向上学校，是位于北京昌平区城乡接合部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教师李苏霞介绍，学校从学前班到初三，有800余名学生，学校没有图书室，有的班级虽然有图书角，但多数空空荡荡，摆放着作业本和粉笔盒，只有少数高年级的班级摆了二三十本课外书。

海珠随父母从河南老家来到北京，妈妈做保洁，爸爸在工地上打工，家里很贫困，海珠从来没有开口向父母要过一本书。

有一次生日，爸爸带她去书店想买一本书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她，但在看到书的价格后，海珠还是将书放了回去，“那本书很贵的，爸妈赚钱已经很辛苦了，不能再花钱了。”

为了读到新书，她经常跑到有图书的班级去蹭书看，但好看的书早已被本班同学借走了，剩下的海珠表示“看不懂”，但她还是会拿上一本曹文轩的文集，“总有能看懂的故事吧。”

“锁住”的学校图书室

去年，周功武到黑龙江哈尔滨周边一个县的农村中心校走访，走到图书室，他发现门是锁着的，校长立刻打电话找人开锁，在打了五六个电话后，才找到拿着钥匙的人。

学校的图书室和图书角几乎成了贫困儿童获取课外读物的唯一来源，但走访了很多农村小学和贫困学生后，来自黑龙江的支教志愿者周功武得到的最多的回答却是“看不懂”和“看不到”。

周功武表示，“在黑龙江的农村小学，尤其是中心校里，图书室的藏书甚至达到几千册，但长期关闭和各种杂书的滥竽充数是阻碍孩子有效阅读的关键。”

黑龙江青基会副秘书长刘铁男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绝大部分的农村小学都是如此，即使在全国，我相信也很普遍。”

去年，周功武到黑龙江哈尔滨周边的一个县的农村中心校走访，走到图书室，他发现门是锁着的，校长立刻打电话找人开锁，在打了五六个电话后，才找到拿着钥匙的人。

走进图书室，几个书架摆满了书，足有几千册，但书的质量就参差不齐了：10年前的《读者》、《电工的基础常识知识》、1961年版的《十万个为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

周功武说，不否认这些都是好书，但它明显不适合中小学生阅读，而适合阅读的书孩子们似乎又看不到。

该校校长坦言，这些书有的是教委配的，有的是捐赠的，因为学校要定期接受体育设施、图书设施等项目的检查，如果把书都发给孩子，丢失的情况会时常发生，无法统计，也很难达标。为了达标，很多学校一到检查时还会到外校去借书。

公益组织介入难在沟通

对于图书室的低使用率，刘铁男也曾为了让基金会的“希望图书室”增加开放时间，而多次与一些学校沟通，得到的也多是“书坏了”“书丢了”“无法向捐赠人交代”等回答。

乡村贫困儿童读不到课外书的现状曾引起社会关注，不少公益组织也伸出援手。

对此，北京桂馨基金会公共关系部酆伟表示，选适合的图书捐赠是很简单的，但更重要的是让图书更有效地被利用起来，从而培养孩子们的阅读能力和阅读习惯，这就需要学校和老师给予足够的配合。“而与学校沟通并得到他们的认可，是最困难的事。”酆伟坦言。

桂馨书屋是北京桂馨基金会关注乡村儿童教育的重要项目，项目计划通过4年的时间，帮助学校自主有效地运作书屋。基金会除了捐赠图书外，还会定期更新图书，并与学校签署一份协议，协议要求学校至少有一名兼职图书管理员、学生参与图书管理、每周最少开放三次、中高年级每周有一节阅读课、每学期开展一两次阅读主题活动等。此外，基金会每年还会有两次定期回访，并在假期开展阅读周等活动。

在项目开展初期，为了获得图书，一些学校答应得很好，但是在后期的回访中，酆伟还是发现仍有20%至30%的学校未按要求运作，甚至锁闭书屋，拒绝开展活动。

去年暑假，酆伟计划到湘西的一所农村学校开展阅读周活动，却遭到了拒绝。校长担心把放假中的学生和老师再组织起来，不仅会增加老师的工作量，还要担负学生的安全责任。

酆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和学校沟通，以获得他们的理解。

对于图书室的低使用率，刘铁男也曾为了让基金会的“希望图书室”增加开放时间，而多次与一些学校沟通，得到的也多是“书坏了”“书丢了”“无法向捐赠人交代”等回答。

为了让孩子们实实在在拥有一本书，刘铁男索性决定将书发到每个孩子手中。这也意味着，项目从前期调研、选书到购书再到发放，需要对每个孩子进行一一确认登记，光登记确认表就有几百页，但看到学生们蜂拥而上，举着手抢书，拿到自己的书后，就蹲在各个角落里迫不及待地看起书，刘铁男觉得“值了”。

需长效机制保障儿童阅读

国际上普遍认定，13岁以前，是一个孩子养成阅读习惯和阅读思维的关键期，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期，就很难培养这样的习惯了。

今天发布的最新一期全国国民阅读报告显示，尽管成年人的国民综合阅读率较往年继续提升，但9到18岁的未成年人课外书阅读率和阅读量却有所下降，屈明颖分析称，这主要是由于课业负担重、家长观念落后以及数字化阅读模式的形成等原因造成的。

屈明颖表示，进一步调研发现，虽然受各种条件限制，农村学生读书方式较为单一，购买力低一些，但阅读量和对图书的渴望程度并不低于城市学生。他们会选择去书店、图书室或者农家书屋等公共图书机构读书。

对此，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博士张文彦也曾担忧，“教育的失衡酿造了一个冷峻的现实，孩子们无法平等享受阅读的权利，有的孩子刚刚降生，就有了精美的”零岁书“相伴，但有的孩子上完小学，可能还在奢望拥有一本《新华字典》。”

国际上普遍认定，13岁以前，是一个孩子养成阅读习惯和阅读思维的关键期，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期，就很难培养这样的习惯了。

张文彦表示，少儿阅读能力与国家文化发展水平和潜力是正相关的，美国、英国、日本等文化强国经常进行各类儿童阅读能力的调查，一旦发现有下降趋势，就会引起社会的广泛不安，甚至由此设立法案对儿童阅读予以专门的推进和保障。

张文彦说，少年儿童阅读是整个国家阅读的起点。只限于笔头和口头的呼吁、开展读书活动和捐书赠书不够，这需要一个科学、长效、稳定的机制，有机构、有资金、有法规，让每个小读者都能可读、善读、乐读。这其中，公益力量将是促进全民阅读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张文彦也透露，目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正在制定《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和国家全民阅读规划，希望最终法规规划出台之后，对社会力量有很好的规范、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