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水仙利用“一公斤盒子”中的卡片给学生布置的读后作业。

　　儿童阅读正在成为一个全民普遍关注，也普遍参与的话题。但真正诉诸行动，一个非常现实的情况是，一方面，家长、老师、学校在教育方面投入的人力、财力、物力都在增加，另外一方面，这样的投入同样带有盲目性和不确定性。更何况，这两方面的问题，在农村居民层面上都得到了放大。在今年四月公布的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中，城乡阅读仍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距。对应到儿童阅读教育上，这种城乡差距更为显著。

　　因为自身知识水平或者认知上的差异，许多农村家长往往在儿童阅读教育中的主动、被动缺位，造成了乡村儿童家庭阅读培养的缺乏。形成了家长认为阅读是老师的事儿，老师认为阅读是语文老师的事儿，而承担了大部分乡村儿童阅读任务的学校却又发现，“语文老师还放不开”。

　　1 晨诵午读等形式正在成为风尚

　　刚刚去重庆彭水做完一次回访的吴琦琪，是担当者行动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毕业不足一年的她，已经可以游刃有余地带领着孩子们完成一节可以成为范例的阅读课，“要把阅读这件事真正做起来，绝不能只把书交给孩子们看”。

　　在重庆彭水的一所“完小”，吴琦琪在探访时正好遇到二年级老师陈琼带领孩子们通过网络直播跟着彩虹花和阅汇做晨诵。直播的另一端，是来自四川广元的老师石朝丽，利用沪江CCTalk这个课程直播平台，石老师带动了全国其他地方的孩子一起来晨诵，多年坚持下来，影响力越来越大，加入的班级也越来越多。

　　晨诵午读，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乡村儿童日常作息的一部分。在走访河北、辽宁、四川、湖南等地的乡村中小学校时，记者注意到，多数学校都安排了“晨诵午读”的读书时间，晨诵多为指定内容的诵读，而“午读”通常是不限内容的自由阅读。

　　让孩子们爱上阅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朗读手册》是经常被阅读推广者提及的一本书，这本书所提倡的大声朗读，被很多推广人视为阅读入门最好的方法。“老师大声读书给孩子听，有助于训练孩子们的听读能力”，担当者行动阅读研究与推广中心负责人陈美玉提道，“我们会引导老师，在第一年的时候，不管哪个年级老师都要读故事给孩子们听。低年级一般会读绘本，高年级可以分章节去读一些文字书。”

　　来自辽宁建平第五小学的刘老师说，学校里拥有自己课外书的孩子占比并不高，但因为有阅读打卡的要求，所以家长普遍能够坚持让孩子们进行课外阅读。但刘老师也无奈地发现，“家长不爱买书，或者喜欢购买盗版图书，能够陪伴孩子阅读的家长非常少，只能在老师的强烈要求下完成。”在和刘老师的对话中，“强烈要求”是反复被提及的词汇。显然，与老师们积极开展的晨诵午读相比，更具有家庭情感连接功用的亲子阅读，推进并不顺利。

　　2 有协助能力的成人不可或缺

　　在今年四月举办的第六届乡村儿童阅读论坛上，艾登·钱伯斯提出的“阅读循环圈”成为被提及频次最高的理论。一些阅读推广人开玩笑说，“钱伯斯这个人注定是要写入中国儿童阅读推广史的”。钱伯斯是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知名儿童阅读专家，在他出版于1991年的《打造儿童阅读环境》一书中，提到了“阅读循环圈”理论，其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成人在其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在儿童阅读过程中，一个有协助能力的成人不可或缺，而这个有协助能力的人，要么是家长，要么是老师。

　　与将绝大部分家庭资源都倾斜给孩子的城市家长相比，身处乡村的家长习惯于将教育完全视为老师们的工作，“交给你们了，该咋管咋管”。阅读推广者不得不将工作的重心放在学校，希望可以通过培训老师，进而影响家长。

　　为了促进教师阅读，一些学校建立了教师读书社、教师共读群等。“我见证了老师们阅读的开始”，一位校长提道，她曾要求每位老师在共读群中分享自己当天的阅读感受，最初多数老师只是将自己喜欢的字句“原封不动”地搬到群里。但随着阅读程度的增加，越来越多的老师将自己的观点融入其中，“谈自己对书中内容的看法，还能联系自己对学生教育的体会。”

　　3 如果不写读后感还能做什么？

　　“如果你想让孩子厌恶阅读，那就让他写读后感吧。”读后感和读书笔记曾被视为阅读后最好的“产出”，在其“拥趸”们看来，这样可以提高阅读的效率、对文本的研究能力，以及写作能力。但这种认知收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意见，5月22日，担当者行动在辽宁建平组织的“文学与表达”阅读课程乡镇研习活动的课余，一位参加培训的老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她看来，抱着一定要写读书笔记的目的去读书，会让读书这件事变得不再简单。不愿意用读书笔记去束缚孩子们的阅读，已经是相当一部分阅读指导老师的心声。

　　但用什么来代替读后感和读书笔记，是仍需讨论的问题。在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宝轮一小，语文教师孙水仙用形式更加丰富和自由的“写绘”来指导学生阅读。翻开教室墙上挂着的一本本班级写绘作品集，包括了封面设计、思维导图、人物情节梳理、创编故事结局、仿写童诗等花样繁多的形式。每一页都图文并茂，用彩笔完成，各有各的个性。

　　其中一部分形式，来自公益机构“一公斤盒子”提供给老师的阅读工具包，其中包含各种不同的工具卡和教具，适合多种绘本，方便老师进行课程设计。孙水仙说，“对还不知道怎么做阅读的老师，很方便，学生也很喜欢”。

　　心理剧、绘本剧、课本剧等形式，也都是记者在走访过程中经常听到的字眼。在辽宁建平青峰山镇九年一贯制学校，校长高国华介绍说，心理剧和课本剧，是该校教育的一大特色，“每年我们都要搞班级竞赛、年级竞赛，然后全校展演，我们有一个初中课本剧《别让青春褪了色》，获得了省里的一等奖。”

　　桂馨书屋项目的负责人冀志伟也表示自己“反对写读书笔记”，更喜欢“让他们演起来”，尤其看重在表演的过程中让孩子们自由发挥。他将绘本剧看成是与阅读结合的新探索，“阅读不只是读书这一方面，而是要通过阅读扩展孩子的其他能力。”

　　4 比起主题阅读 自由阅读更好吗？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曾以诗歌为例，建议语文教学一定要以诵读为主，并具体提出了几个要求，包括“反复去读”、“引发学生的兴趣”、“重视会意和感悟”、“不要过多使用多媒体”及“不要布置太多的任务”这几点。这些基于语文教学提出的阅读主张，获得了大部分主题阅读践行者的支持。

　　但这种支持并非一边倒，另外一些奉行自由阅读理念的老师认为，主题阅读加重了老师和孩子的负担，加高了阅读的门槛，也让阅读变得狭隘。“我觉得阅读很简单，不需要复杂化。买足够多的书给孩子看，孩子的读写素养就会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在这部分老师们看来，自己的主观认识，很容易对孩子们的阅读产生影响，而这“绝非好事”。

　　慈弘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庄伟也是自然阅读理念的支持者。庄伟认为，一旦老师对图书的引导转化出现误差，很容易将孩子的阅读兴趣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甚至把阅读变成另一种语文课，这是“最可怕的”。“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去观察，孩子们自发地去跟一本优秀的书相遇，这一点（乡村）跟城市是差不多的。他也喜欢读绘本，他也喜欢名著，他也喜欢童话故事，他也有自己朴素的表达。”

　　但实际上，这两种方式各有各的优势，本来也并非完全冲突，完全可能在实际中并行不悖、取长补短。像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也同时为两种方式提供支持，“我们第一是（提倡）自由阅读，不强迫孩子做这做那。但我们也在联合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合作做课程化的东西。”

　　但不管怎么说，让孩子们愿意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就已经是成功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