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奕腾 纪录片导演

桂馨基金会月捐人、志愿者

2010年前的暑期，还是大学生的我，跟随一个摄制组到贵州毕节，在一所名叫天龙小学的学校拍摄支教纪录片。我们坐了29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然后转乘面包车走一条时速10公里、被当地司机称为天龙“高速”的泥泞山路进村。进村后，校舍残破、孩子们衣衫褴褛的情景，完全印证了20世纪90年代电视媒体所记录的乡村图景。

2019年6月，我造访了贵州另一所小学。早上7点出发，乘5个半小时的动车到达县城，再坐40分钟的车，到学校时下午的上课铃声刚响。学校虽然在山区，但校长早早引入了“互联网+”的课程资源，课程表上每天安排了网络课程，通过每间教室的显示器，把全国各地丰富的课程资源呈现给孩子。

这两所学校，是不同年份的不同个案。但过去10余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大部分县城通了高速公路、建了高铁站，乡镇的村校也随之受益。在我看来，乡村教育硬件基础的下限已经被大大提高了。从2010年至今，我也一直拍摄乡村教育相关的影视作品，走访的村镇越来越多，我对乡村教育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乡村教育的生态已不再如20世纪末那般薄弱，它有自己的生机，以及一定程度上不同于城市教育的精彩。

乡村教师：只要主动，就会有更多选择

河南一名老教师，在我采访完的第二天，特别认真又带点焦急地和我说，昨天有一处分享说错了，他说少了学校的教师总人数，说现在学校的教师数量满足教育局的最低要求。

他分享这件事时的小心翼翼和不安，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乡村教师以往的公众形象大都饱含着悲情色彩：苦守穷困学校，无私奉献一生。而我遇见的一些上了年纪的老教师，也多少暗合这样的印象。让人难过的是，他们似乎受困于这种悲情中。

而如今正值青壮年的教师，似乎已经开始呈现出不一样的状态。

同样在河南，我有幸结识过一位乡村教师，她的职业生涯遇到了与上一代不同的拐点和机遇。某天，教育局引荐的公益组织，给她和同事带来一次关于儿童阅读的培训。她受到启发，尝试着让孩子多读书，一边陪伴孩子阅读，一边从阅读中提升自己。

她把在师生共读过程中的感受和疑惑，积极地向公益组织和教育前辈请教，也利用互联网不断学习更多的教学经验，在暑假期间甚至愿意长途跋涉到不同城市参与工作坊学习。

随着自己的成长，她已经形成自己特有的经验和方法，职业能力不断提升，逐渐成为本村本县，甚至该地区都有名的老师。因为能力突出，她被教育局立为榜样，时常到隔壁村县的兄弟学校做分享，甚至得到知名阅读推广组织的支持，得以走出山村，见到更大的世界。

兢兢业业自然是她工作的态度，但自洽自信也被写入了她的人生故事，而且会越来越丰富精彩。

这样的故事，当下每时每刻都在乡村学校上演。更加便利的交通，互联网更加丰富的信息和更加高质量的教学资源，以及更多社会公益组织的帮助，不仅提高了乡村孩子的学习质量，更助力了这一代乡村教师的职业成长。

当下乡村教师仍面临许多问题，比如待遇不高、教学任务繁重、应对检查和写材料挤占大量时间等。但与上一代老教师相比，现在的年轻教师，更加主动，也就有更多的选择。对自我成长和实现的追求，如今的乡村教师可以把它作为首要目标。

校本课程：村校的宝贵创造

在乡村教育议题上，教育公平总是被首要谈及。谈到它，主流的考虑基本是在硬件和师资上给乡村学校补齐短板。

当下，大部分地区乡村学校的硬件资源日臻完善，匮乏的优质图书资源不断被充实，缺失的音体美课程也因师资的补充而重新丰富孩子的童年。乡村的教育生态，逐渐向城市教育的标准靠近。随着时代的发展，城乡差距会越来越小。

2018年至2019年，我拍摄纪录片作品《村校的远见》时，走访了我国一些有教学特色的小规模乡村学校。在校长或教师强烈的改革意愿的推动下，这些学校接受了社会教育公益组织的辅导和支持，着手总结自己独特的教学经验，并开发了独立的校本课程。

青海省湟中区李家山镇柳树庄小学，科学课老师王财，偶尔会与学生一起拾捡家乡特有的石头，除了为上课采集材料，他也借机给学生讲解家乡风物。他会用本土材料蒜头代替教材里的绿豆做发芽试验，只为让学生看到最好的发芽过程。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四坝镇九年制学校，张宝老师设计了一节乡土历史课，让学生通过走访村落城墙遗迹，探寻自己家乡的历史，从而拉近历史与学生生活的距离。

甘肃省静宁县的苹果畅销全国，本地的大寨小学也用它设计统整课程，结合农业知识，给学生设计出不同类别的农耕课程，让孩子了解犁地、推石磨、认识簸箕、给苹果套袋……

泸沽湖畔的达祖小学，为了传承纳西族的民族文字东巴文，学校专门研发教材，每周为孩子甚至成人传授这一濒临失传的文字。在学校教师看来，留住自己文化的根，和让孩子考好成绩同等重要。

在中国广袤的乡村，许多学校开发校本课程，小至改良教材的授课方式，大至编撰自己的文化教材。在这个背景下，许多公益组织设计了相关项目方案，鼓励乡村学校用自身的校本课程方案申请项目支持，从而为这些学校提供资金和专业培训等。在地方学校和公益组织的共同作用下，这些乡村学校发展出来的独特智慧在不断生长。

我走访过的一些学者，不约而同提供了一个观点：“如今九年义务教育的教材，基本上是以城市孩子为中心所设计的。”比如在主科对应的习题、试卷中，多是以“高楼、电脑、汽车、超市大商场、娱乐场所、博物馆……”为描述对象来出题，几乎没有以“田野、干农活、放牛、砍柴……”作为描述对象的题目，这是否又助长了另一层教育认知的鸿沟？

校本课程就是乡村学校宝贵的产物。不断被开发和推广的校本教材，是许多学校的自救方法。当有人为乡村教育贫瘠的土壤而忧虑时，一些城市有心人希望向乡村输入更多的教育经验。然而，许多乡村学校都确切地向外传递一个事实：乡村能创造自己的教育。

结语

这些年的志愿者工作，让我可以抛开刻板印象，去观察一个个鲜活的师生和学校。往深处去看时，我们发现这些学校的校长或老师，他们有职业上的理想与愿景，也有不错的执行力，所以其工作中也会有更多的困难和阻力。我们会看到，其实他们也是一群在不同现实下鲜活的人，在他们所处的局限内攒着劲、扛着责任，试着去寻觅、去突破他们的边界。而恰恰是他们的努力和付出，一点点地改变着乡村教育的生态。

对于中国的乡村教育，我们衷心希望它能在本地园丁的努力下，在热爱教育、关注乡村的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下，继续茁壮成长，发展成为充沛的绿洲。

本文首发于光明日报《教育家》杂志。